我们村宣传队成立于文革初期，具体的时间可能在1966年秋天，我记得在周围各村是成立最早的，名字叫“李村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最早参加宣传队的有：李天柱、李聚合、史章奇、刘长水、史伦、刘现、李天玉、冉长兴、杨小立等。起初的任务是到各生产队宣传上级文件，念念最新指示。往往是上级的新文件一来，或者是广播里报纸上一有最新指示发表，就连夜组织在一起，敲锣打鼓到各队进行现场宣读，史伦有文化，她念得最多。后来人员不断增加，开始排一些小戏，以豫剧为主，史章奇拉板胡，冉长兴吹笛子，杨小立拉二胡。开始时是李聚合掌鼓板，后来刘现、张富林都掌过鼓板。最初还排过曲剧，我大和永北队的王长海都拉过大弦，后来温老根也拉过大弦。排越调时马平安拉的大弦。

　　没过多久，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史章奇、史伦两人因成分不好而不得不离开了宣传队。大家都很无奈，形势所迫谁也没办法。他们两个都是宣传队离不了的人：史伦有文化，会说会写，当时一宣布她就哭了，感觉这是最大的耻辱，很想不通，宣传队员们也都舍不得她走；史章奇拉得一手好板胡，吹得一口好笛子。冉长兴给我说过，他的板胡和笛子就是跟着史章奇学的。史章奇的家离学校很近，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经常听到他练琴和吹笛子的声音。由于我对音乐的偏爱，有几次我和小伙伴们还到他家里去听过。他离开宣传队之后，长兴就拉起了头把弦子，我和平安就吹起了笛子。

　　宣传队在当时的李村是响当当的上层建筑，可不是谁想参加就参加的，首先要政治条件好，表现要积极，还得有一技之长。史章奇和史伦离开后，宣传队人员又进行了扩充，各个生产队的文艺骨干先后都被吸收进来。团西队的宁小提、刘海、王文志、李霞，团东队的李小留、党芙茹，加强队的杨留印、冉长建、温霞、岳玉珍、史玉霞、史冬梅、李秀芝，永南队的王金柱等都成为宣传队的骨干。后来我和平安、栓子、江河、小兰也先后参加了宣传队。这之后，队伍不断扩大，加强队的温老根、谢容、李淑芝、史双梅，团东队的史萍、洪梅，团西队的李玉仙，楝树庄的杨顺、杨根营、陈铁柱和后来与我结为夫妻的李俊都被选拔进来。就连来我村下乡的两位女知青张秀琴、王红心也参加了。再后来楝树庄的王中民（大家习惯都叫他小扎娃儿）也参加了宣传队，有一次排二加弦，他不知道过门，我给他哼了两遍还记不住，就顺手拿笔给他写了下来，他很惊讶我的简谱知识。别看王中民年岁不大，可他老成持重，又是在城里上学的高中生，村里办了初中以后缺乏教师，他还担任过一段我们的老师。他是个好学上进的人，不满足于已有的知识，后来又到六中读高中，我和书生还到六中找过他。

　　宣传队成立了，谁来当编导呢？起初排戏时大家商量着来，可以说是随心所欲，想唱啥调唱啥调。有时候一段戏这次排时唱的是二八，下次排时又会唱慢板，也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唱腔设计。好在是农村，多数人是看热闹的，并不看门道，锣鼓一敲，热热闹闹的就行，群众还挺喜欢。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状况已经不适应了。

　　我们大队原来是三类队，各方面比较落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县里派王瑞祥同志来村里当支部书记。从此，他舍弃城里的舒适条件，举家迁来李村。这在他来说可不是捞资本抢彩头，而是把自己一家确确切切的当成了李村人，以后的时间证明了他们的始终如一。房子在这里盖，户口在这里落，子女的学在这里上，姑娘出阁了也嫁给这里。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的女儿王杰不愧自己的名号，堪称女中之杰，我第一次从部队探家在城西铁路涵洞边与她相遇，交谈之中就知她志向不凡。她告诉我自己小小年纪就当上了河西学校的老师，后来，出村，到乡，进县，一直打拼到北京，风来雨去，功成名就。然而，她始终没有忘记给自己美好童年的李村，不止一次向我述说对故乡的回哺报答之情。

　　那时候的干部和现在不一样，下来就真心实意的在这儿干，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扑下身子真抓实干”，不像现在都是水过地皮儿干，说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实什么地方也没有得福。他来后抓政治、促生产，正风气、办实事，处处争先。记得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氨水窖储存氨水，那是他从县里要来的，那会儿没有化肥，氨水可帮了大忙，我们村的庄稼比邻村的能整整高出一节子。兴修水利时他和群众一块儿起早贪黑，把干渠水引到自己的田头。王支书还特别有经济头脑，站得高，看得远，他来后统一规划，每个生产队都有砖瓦窑和苹果园，村里的经济比较活道。为办电他跑许昌要指标，要电线、变压器等设备。邻村的白象店不服气，听说李村在许昌弄来了办电物资，悄悄地跑到许昌冒充李村把东西拉到自己庄上，待我们村去拉东西时才知道人家已经拉走了。没关系，只要他们办起来就好，咱再要。就这样，李村在这一带率先办成了电，为李村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王支书的带领下，李村彻底打了翻身仗，由过去的三类队一跃成为许昌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县内县外一些地方和单位经常来参观交流，县革委还把李村定为联系点，每个星期都要到村里检查指导工作。李村也以此为荣，村里人也感到脸上光彩，村里的小伙子说媳妇都比外村容易，本村姑娘也不想往外村嫁，外村姑娘说婆家只要说是李村的，心里的天平先就会倾斜几分。

　　形势发展了，党支部给宣传队下达了新的任务，要求我们除了戏之外再结合形势排练一些形式多样的小节目，为前来参观的人们进行汇报演出。现在想来，王支书还真是够超前的：就这么大个村，来参观的一会儿就看完了，看完之后干什么呢？陪着说话其实都是无话找话。不像现在，弄上些酒菜，吆五喝六，几瓶酒就可以抵挡一阵子，那个时候条件普遍不好，到哪里都讲究革命化、艰苦奋斗。王支书的这一招还真管用，宣传队节目多了，每逢上级或者外地人员来参观，首先由我们宣传队进行汇报演出，演出的时间可长可短恰到好处，把参观的时间安排得紧紧凑凑，效果确实很好。

　　编导的任务先是落在了张增邦老师身上，他是随其爱人刘雪花老师到李村的。当时老师在全县是统一调动的，刘雪花老师调到我们村时因小孩儿太小需要人照顾，张增邦老师就随她一块儿到了我们村。增帮老师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知识渊博，通晓文艺。后来我们村办初中急需教师，征得他的同意就把他留在了村里。他接住这个任务后，就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编排导演了许多优秀节目，他还精通乐器，用二胡参加乐队伴奏。在宣传队还是他发现了我的音乐潜质，对我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他到宣传队之前，长兴对我的笛子水平还信心不足。有天晚上排节目，长兴和平安不在，增帮老师就让我一个人用笛子进行伴奏，听后他说，以后你就吹笛儿，打那以后平安就拉二胡，我就专门吹笛儿了。不久，增帮老师随刘雪花老师调离了李村，苏芙蓉老师又当了宣传队的编导。苏老师对文艺也是内行，编排创作，设计舞蹈，用老曲填新词，把宣传队辅导的层次拔高，声誉大振。久而久之，在她的辅导下，宣传队的演出质量也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全县已经小有名气，后来竟和县里树的典型，以钱秀芳为主的二郎庙公社四道河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驾齐驱。宣传队还派骨干到钱秀芳那里学习取经，记得那次是我的同学党芙茹去的。钱秀芳还带领四道河的宣传队到张店的大礼堂与我们同台交流演出，队员们还互送《毛主席语录》作纪念。县革委的主要领导马相堂、杜渐等还经常到村里为我们送红宝书、毛主席像章，都感到特别的荣耀。

　　县广播站还专门把我们的节目调去录音。我记得十分清楚，一共录制两个节目：一是我的独唱《青稞酒献给毛主席》，二是我们排的小戏《张志红送宝书》。我的独唱整个歌曲就六句词：“雪山上升起哟红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啊把歌唱，敬上一杯青稞酒呀拉索，献给敬爱的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哎——献给敬爱的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哎巴扎咳！”因为没有经验太紧张，这六句词我唱了好几遍才录成。录最后一遍时录音师很严肃地对我说，这一回要是录不成就把我的独唱给取消了，这一吓唬，我提住劲竟成了。过后录音师开玩笑说，其实这次录不成也还得给录，那是吓唬你的，县里给的任务我们能不录吗？

　　录戏时更笑人，长建打的二马架，录音师说，戏唱完后十秒钟内不要有响声，否则前功尽弃。谁知越是注意越出错，一连几次录完后不是谁的弦子动一下，就是谁憋不住咳嗽一声，有次眼看就成功了，谁知长建的鼓槌不小心掉在了小堂锣上。最后还是录音师有办法，他看我们紧张，再录下去恐怕越来越糟糕，就说，这次我不录，你们再练一遍，练好了咱们再来。这一下都不紧张了，就轻轻松松的又来一遍，奇怪的是这次竟没有出差错。我们要求他再给录时，他却笑着告诉我们已经录好了。原来这次一开始他就悄悄地把录音机打开了。又谁知三十年后，当时的广播站已发展成了广播电视局，而这时的我也成了它的一员，冥冥之中的我觉得这就是缘分。

　　有一年张店公社29个大队的宣传队在公社礼堂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文艺汇演，我们的节目质量最好，刘海和杨留印的对口语录、杨留印和王金柱的数来宝、李天柱主演的活报剧《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受欢迎。在全县进行的文艺汇演中，由苏老师创作、编导，我和拴子、平安、江河表演的枪杆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大放异彩》被选为优秀节目，连续在北关大礼堂公演了好几天。那是我们平生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演出，四人合作的很好。我们是宣传队的主要骨干，除了表演节目，还是乐队队员，平安和我拉二胡、吹笛子，江河打铜器。我们四个从小都很要好，我和平安一起入学，一直到我离开学校参军都是一个班。拴子比我们晚入学一年，他的家境也不好，从小失去了父亲，和奶奶相依为命。他很孝顺，为了帮奶奶喂牲口，经常是半天上学半天割草，就这样他的功课门门成绩都很优秀，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深得老师们和同学们的赏识。江河比我和平安、拴子入学早，人也很好，同我们也合得来，到了初中我们都成了一个班的同学了。说来也怪，初生牛犊不畏虎，我们硬是天不怕地不怕。不过，头次在大礼堂演出时还闹出了笑话，因为在家排练是在大队部的三间房子内，场地本来就不大，排练时屋内又聚集很多群众观看，我们四人出场没几步就能站满整个演出场地。第一次在大礼堂演出时，喊着“杀——”声，觉得跑了好长时间才到位，由于没有经验，从舞台的西门出场，四个人全部挤到东南角，因为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舞台。从那以后，我们汲取教训，每次演出都叫好，博得全场阵阵掌声。

　　宣传队名声在外了，活动范围也广了，经常到外地演出，也经常和周边村的宣传队交流，互相之间关系很好，到哪个村都能相互关照。有次到马村演出时，演日本兵的演员快要出场了才想起忘记带黄裤子。正在焦急，被马村在现场看戏的小莲知道了，她不论分说，也顾不得自己还是个闺中少女，当着众人脱下了自己的草绿外裤救了我们的急。那时她正在和我们宣传队的王金柱谈对象，对她的这一举动我们都非常感激。我们还到界板沟军区厂和部队官兵联欢，台上台下，热情洋溢。三十年后我又带队到这里慰问演出，其实也是那时候的情愫在继续。

有天晚上，我们到汽修厂演出，厂里派了一部大卡车到村上来接，村里的人都很艳羡，我们也觉得分外荣光。演出结束后又用车送我们，回来的路上个个精神振奋。大多数人都是头一次坐汽车，真有点风驰电掣的感觉，激动无比，纵情地唱了起来。女的因为怕风怕冷，都把男的往前头让，我们几个在前头搞起了恶作剧，悄悄地吐起了口水，风一刮洒到了后面人的脸上。起初他们还以为是下小雨了，埋怨起老天爷来，待知道真相后都往我们身上抡拳头，笑得开心极了。车到了村里都还不想下来，我想路要是再远点儿该多好。

有段时间我们十几位同学竟成了宣传队举足轻重的角色。学校每次搞活动，都可以把在宣传队排练的节目原封不动的拿来用，如一次学校组织集体活动，让各班出节目，我们就演二夹弦《学习大寨》，由我一个人吹笛儿伴奏，党芙茹、姚小兰、史萍、李淑芝、史双梅、李玉仙六人不用排练就演得很成功，因为在宣传队就是这几人演的。我和平安、栓子、江河有我们自己的对口词、三句半、枪杆诗等，我们还可以表演独唱，我和平安有时用笛子给党茹她们几个伴奏歌曲和戏剧唱段。

1969年8月初，鲁山县革委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在县城黉学即现在的鲁山一高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骨干培训。全公社稍有名气的宣传队都有人参加，不过我们村是重点，人数最多。有的村来的人学了几天就不学了，下洼的运学敏拉的是曲胡，不知什么原因，只参加了两天就回去了。我和冉长兴、陈铁柱、李玉仙四人作为李村宣传队的骨干自始至终参加了培训，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由官方组织的较为系统的文艺知识的集中学习。培训的人员以公社为单位，我们公社带队的是张店村上的张子明。前后历时一个多月，由县剧团的老师们轮流上课，以样板戏为主讲授音乐及戏剧方面的知识。剧团的张景明、贾贵华、李红线、刘中和，县宣传站的贺长庚等都给我们上过课，还集中教了县剧团移植的两段样板戏的唱腔：一段是豫剧《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的一段唱《只盼着深山出太阳》；一段是曲剧《沙家浜》中阿庆嫂的一段唱《我定能战胜顽敌度难关》。这两段戏唱腔设计非常优美，至今我还能吟唱下来。回村以后我们经常利用中午吃饭时间，在大队广播室里由玉仙演唱那段豫剧，长兴和我为她伴奏。后来我们又把这段戏教给了党茹，她也经常在广播室里演唱。

　　培训期间遇到几次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每次都连夜操着乐器、铜器到大街上进行游行宣传。游行路线是从高中出发，到灯光球场即现在的县政府门口向东，到十字街后再向北一直到北工地即现在的县医院再往西，到北关大礼堂再向南即现在的向阳路，到城门口再向东，即现在的老城大街，到灯光球场处返回高中。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人们举着标语，呼着口号，敲锣打鼓，激情饱满。拉弦子的还把乐器固定在腰里，大家用皮带或者绳索扎上外腰，在板胡、曲胡、二胡等乐器的琴筒上固定一个铁丝钩，再用这个钩挂住腰上的皮带或绳索，边走边拉，热闹非凡。这些年圈内人都探讨如何把中国的民族乐器解放出来，让它们像外国的小提琴那样不固定演出位置，灵活机动，挥洒自如，这才有了像女子十二乐坊那样的演出形式。其实，早在四十多年前我们就已尝试过、创造过，要追根溯源起码也得从我们那个时候算起。这年的8月28号，中央下了文件即“８．28”命令，要求所有造反派无条件上缴武器。正在集训的我们可派上了用场，各公社都自编自排文艺节目到街上游行演出。这一次声势很大，连县剧团都参加了游行。剧团拉板胡的一位老师还把命令中的毛主席最新指示谱成了豫剧，我们都很佩服，很多年以后才知道他就是肖普业老师。

　　这次文艺集训因时间久远已记不清什么时候结束了，但至少是在9月5号之后，因为9月5号那天我们正在吃早饭时从广播里听到越南胡志明主席去世的消息，这一点我记得特别清楚。集训结束前，各公社都要排一台节目进行汇报演出。我们排的是豫剧小戏《8．28命令就是好》，演出是在县委大院小礼堂内，小礼堂全部是木质结构，座位全部是长连椅。演出那天长兴拉板胡，我吹笛子，谁掌的鼓板、谁打的铜器记不清了。台下前几排是县革委领导，后面是各公社的领导及县直机关的人。尤其难忘的是那天县剧团也参加了，曲剧团的演员邓清林是全县家喻户晓的名角儿，他也与我们同台演出。名人就是名人，他往台上一站，一招一式就是不一样，专业地道，台下一片掌声。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巧合，从1969年算起，穿越二十五年时光之后，1994年3月7日我又在同一个地方演出。而这时我不是吹笛子而是表演的小提琴独奏《梁祝》，据说我的这次演出还开了鲁山小提琴独奏的先河。更有意思的是又过了五年，即从1969年算起三十年之后的1999年，我组织策划了鲁山电视台第一次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晚会上我邀请了邓清林老师出演《四个包公颂鲁山》。三十年前我们同台演出，那时候充其量我只不过是个初期的痴迷者或爱好者，而邓老师早已是名满梨园的大师。三十年后又在同一个舞台聚会，我作为当初的爱好者仍旧延续着对艺术的不倦钟情。而邓老师依然宝刀不老，风发如初，有意无意也好，总觉得和邓老师有一种亲切的情分在里面。

　　我从小对文学艺术就特别喜好，尤其对音乐更是酷爱。小时候我常用两根高粱秆做弦子，用刀将一根的篾儿从中间挑个口子，将另一根插到这根上的口子里头，在上面吐上些口水，就这样吱吱咛咛地学大人拉弦子。稍大点以后，看别人用弦子能拉出各种美妙动听的曲子，就梦想有朝一日我也要做一把弦子，后来我居然依葫芦画瓢，也做了一把，弦筒是用青蛙的皮张的，弦是用麻绳做的，拉的时候还得用嘴唱着。其实做弦子的梦一直没断过，听大人们说香椿树的木料能做弦子杆，因为它颜色稍偏紫红，我就把刚栽下的香椿树给砍了，母亲为此还大骂我一顿。听说枣木和梨木能做弦子杆用，我就和表弟立成到西乡他老家去砍，结果把他一个叔叔刚拢了一年的枣树给砍了。我两个从西山他老家一直背到家里，记得走到明山口时正在修明山口大桥，尽管到我当兵走弦子也没有做成，但足以说明在我少小的时候就有对艺术驱不走的神往。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音乐的偏爱没有丝毫的减弱，相反却愈发强烈。在音乐方面，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说起来要算是李虎了。小时候书生我们三个住的近玩得最多，他比我大两岁，比我早入学两年，后来他考上了城里二中初中部，我和书生还专门到他们学校看过他。每星期六的下午我和书生都等着他回来在一起玩，他呢？一回来准也找我们。虎的大名叫方生，家境很不好，很小就失去了母亲，父子俩一块过日子。他从小就会做饭、缝补衣物。每星期六回来后我们就在一起，听他给我们讲城里的事、学校的事，讲他知道的所有新鲜事。第二天下午要回学校了，他就自己炕很多发面厚膜，将足够一星期吃的带着，我和书生还经常送他到村口。他的脑子很好使，经常能给我们玩出点新花样儿。有年冬天雪下得很厚，他带书生我两个进城玩，从五里庙过王庄后就到了潘庄的打麦场里，一路上都是泥泞，我们的鞋不时被粘掉，走得很辛苦。他就给我们说，场里没有泥，咱们就在这里转圈，等把从这儿到城里的距离转够了，一伸开我们就到城里了。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但我们依然这样做起来，说说笑笑疲劳顿消。

　　对音乐他也很爱好。他有一支箫，吹得也很好，每周六他都带回来让我学，后来我竟也学会了。久而久之我竟着迷了，每次他回来我就要过来吹，后来他看我如此爱好，就劝我也买一支。说着容易办着难，有一天我和立成到城里了解笛子的价钱，最便宜的也得二毛七分钱。别看这二角七分钱，对我来说可是个大数目，从那以后我就想办法攒钱。我缝了一个能装下五分钱硬币那样的小布袋，每次根据老人给的钱数一分、二分的扣下来装进去。大概攒了有半年的时间才把这些钱凑齐，就和立成到县城西关大街工农兵楼的二楼东头选了一根笛子。当时的工农兵楼是县城的标志性建筑，进城去如果不到这里来就好像没有进城一样。

　　这是我今生第一个拥有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乐器，现在联想起来，我一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与这支竹笛有关。这是因为有了这支竹笛，我才学会吹很多曲子；由于会吹笛子，在同龄人中又多点能处；宣传队成立了我就凭着这个一技之长加入了；以至于在我参军入伍时也成了我的一个优势，入伍登记表上有何特长一栏才会填上“会吹笛儿”。靠着这个特长，我参军走时把这根笛子自豪地别在我的背包上，在闷罐车厢里我就不停地吹，一直吹到了部队。由于这一特长和爱好，在部队里又牵动着大家的目光，首长们又给我创造机会，让我领略更高一级的境界。这支笛子给我带来的机遇确实很多，后来我又写词、作曲，编导文艺节目，执导大型文艺演出，其实都源于这支笛子的作用。

　　买到笛子后，一连几天我都特别兴奋。那时候很天真，我想什么时候要是会吹了，上学去拿着笛子从庄南头到北头一路吹着那多自豪耀眼。现在想起来，也就是靠了这种强烈的表现欲才让我刻苦钻研。那几天我把曲谱抄在家中房子的墙上，练了一曲又一曲，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想学记性也特别好，很多曲子几乎能够过目不忘，脑子里就像装着一本书，点到那支曲子整个曲谱就会在脑海中呈现。我家院子的西南角安有一盘磨，有天晚上趁着月亮我帮父亲推磨，边推边吹把背会的曲子一支接一支吹了个遍，竟也不觉得累了。谁知开始不得要领，吹着吹着笛子里的口水越来越多，从笛子的尾部不停地往下面流，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到最后我又把湿漉漉的笛子给吹干了。又谁知接下来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吹的正在兴头儿上，突然听到“啪”的一声再也吹不响了，我感到很纳闷，父亲提醒我说是笛子劈了。到屋里点上灯一看果真如此，原来是因为口水太多把笛子弄湿了还不停地吹，结果造成吹干后的笛子炸裂开口，我心疼得不得了。第二天我去请教长兴，按他给我说的法儿，用蜡在炸开的缝隙上来回擦，直到把缝隙糊住，再用沥青把吹孔旁的塞子处的缝隙滴严实，然后用细丝线把笛子缠几道，再给丝线上滴点沥青，结果又能吹了。想不到有了这次小小的意外，我还学会了修笛子。

　　我参军走后表弟岳立成也参加了宣传队，并且接过了我的笛子继续吹。表弟自小就聪明过人，学什么一点都过。他学过照相，我在部队还通过广东战友帮他买过一架珠江牌照相机，学过木匠，又跟我大（他叫三舅）学过铁匠，不管学什么都能达到一定水准。我们从小就很要好，小时候谁一问我俩咋恁好，常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姑舅亲辈辈亲！到部队后我俩的通信最多，家中的很多情况就是通过他了解的，入伍后的前几年，我每天都把等待他的来信当作聆听乡音的一种企盼。1974年春天，阔别四年多之后我回乡探亲，由于家中姊妹多没处住我还和他同睡一张床。在他家的屋子里挂着一张全国地图，我发现地图上我当兵的地方有一个红色的圆圈，这是他作的标记。有几次他在信中给我说不想吹笛了，由于宣传队的情结一直没断，我都劝他不要离开宣传队，我给他说宣传队是学知识的地方。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当年在宣传队排练的节目至今还清晰如初：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我们都排练过全场；排练的小戏剧有《张志红送宝书》、《扒瓜园》、《三世仇》、《游乡》、《掩护》、《老两口学毛选》、二夹弦《学大寨》等；自编自演的节目就更多了，表演唱《参观部队大学校》、《咱村好人好事多》、《毛主席语录板》......对口词、快板书、双簧等不计其数。正是由于宣传队的这种情结，苏芙蓉老师当年给我寄的豫剧移植样板戏《沙家浜》曲谱、表弟立成给我寄的手抄戏谱至今我还收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