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工人养老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继续来关注“明天我们如何养老？”这个话题。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探讨养老难题，其实需要面对困难的不仅是过了60岁的老年人，许多即将踏入老年门槛的人群，他们就已经提前感受到养老压力。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个主角就是这样，虽然还有几年才到退休年龄，但养老却成了他最担忧的事。

　　凌玉昌的家坐落在沈阳市沈河区第三粮库的职工宿舍里，50平米的老式简易房杂乱不堪，到处落满了灰尘，屋子里除了这台旧电视外，再没有一样像样的电器。墙上，老式的挂钟还在走着，可是日历却停留在2006年8月19日，这是凌玉昌父亲去世的日子。

　　凌玉昌：癌症18年后才去世，这18年里的费用，吃药，保健品，花了多少钱？89年，那时候就拿了六万多，困难到什么程度，人家吃点好的，我就对付一口。

　　今年57岁的凌玉昌原来是沈阳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的一名焊接工人，2002年，47岁的他正当年富力强，没想到却遭遇到了下岗，2万元钱一次性买断，他从此被推向了社会。下岗不久，妻子就跟他离婚了，带走了仅有的几万元存款和唯一的女儿，剩下他一个人。虽然有着一手过硬的焊接技术，养活自己似乎没那么难，但是母亲常年卧病在床需要照料，父亲身患癌症需要治疗，10年来凌玉昌一半的时间是在病床和医院里度过，出去打工也只能是断断续续。

　　凌玉昌：到什么程度，甚至不出去干活，老人需要我得去看护。

　　有点收入要先紧着给老人治病，从下岗那天开始，凌玉昌的养老保险就一直悬着，没再交过一分钱。直到今年3月，听说补缴养老保险的窗口要关闭，他去社保中心咨询了一下，才知道，10年期间自己要补的养老保险金加起来是43311元。

　　凌玉昌：从02年，1372.2元，2012年（3月），总共是4万多，中间有7000多，8000多，我瞅着费劲。现在我完全交不上。

　　做为老工业基地的沈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批工人分流下岗。2000年的数据显示，沈阳市当时累计下岗职工已超过65万。对于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障，1991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1995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正式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新模式，几经调整，2005年，最终确定了个人8％，企业20％的缴纳比例。凌裕昌在下岗的时候，企业就停止了为他缴纳保险。如果补缴，需要他个人承担全部28％的费用。凌玉昌算了算，除了过去欠的四万元，到60岁退休还有三年，每年还要再缴纳将近一万元的养老金，也就是说，60岁退休前他还要再补将近八万元。没有钱，他想到了卖房子。

　　凌玉昌：再交四万，再加三万，将近8万多，加上医疗保险，10万多，从哪里出呢，说句不该说的话，我就得把家里的房子，大的卖掉，换小的，交上这部分钱。

　　凌玉昌住的是父母当年分的福利房，也是他目前唯一的资产，如果实在没办法，他也只能走这条路，不过现在，他的心里还有个小算盘，他听说自己从事的焊接工或许可以算特殊工种，享受提前退休的政策。

　　凌玉昌：要是按照特殊工种退的话，还能省一部分。但我一个老百姓咨询有关部门后，工作人员说，按照政策你不算，人家根本不做解答。

　　按照规定，特殊工种男职工可以提前到55岁退休，如果能算上特殊工种的话，老凌不仅可以少交5年的养老保险金，而且现在就可以拿到一个月2000多元的退休养老金。老凌算过，这里外里差了近10万元，这对凌玉昌来说，可是救命的好事，但是，老凌说，他去办过，没办下来

　　凌玉昌：告诉我，你是水电焊，不算特殊工种，我说为什么不算，我们在物质匮乏的时候享受油票，还给我们保健费，后来工作人员电话里回答我，说有些问题我解答不了，请你到沈阳市劳动局解答。我去的时候，工作人员也是这么回答的，你水电焊不算，我说看看有关文件，对不起，没有文件　

　　老凌说，他一直想知道，他到底算不算特殊工种。为了帮助老凌搞清楚，我们决定陪老凌一起去一趟沈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到了人社局，从一楼到二楼，又从二楼到一楼，老凌被晾在了一边。在我们的沟通下，沈阳市人社局一位主管养老工作的处长，出面给老凌做了解释。

　　沈阳市人社局养老处负责人：这不是我们的规定，我们的职责相当于，电影院的导视员，你买完票，几排几号，我负责给你引到哪里，不负责解答，我无权解释，无权修改。这里边，有这个工种，我对照你档案，你俩合拍，符合条件，我负责给你批，错了一点我也越不了雷池。

　　凌玉昌：这个既然是有毒有害工种，为什么不给我们定特殊工种？这个不是我们劳动部门。你讲清楚了，我提出来的问题，不是你解答范围之内的。
　　我解释不了。

　　虽然最终也没搞清楚，但老凌从沈阳市人社局出来时，还是有些激动，毕竟见到了相关负责人。傍晚五点，正是下班时间，沈阳的街头人和车都多了起来，一个人生活的老凌每天都要自己买菜做饭。

　　像凌玉昌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并不是少数。在国企改制脱困的历史过程中，有许多国企职工通过各种方式下岗分流。由于当时一些配套措施不到位，再加上后来养老保障体制发生了变化，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面临历史遗留问题。与凌玉昌同在沈阳的戴泽峰，也同样因为养老金而发愁。

　　这间30平米的简易楼里住着老戴一家三口人，厨房、洗漱间和女儿的卧室混杂在一起，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也没有衣橱和梳妆台。今年55岁的戴泽峰原来是沈阳市第三粮库的一名普通工人，2000年，企业给了他2万元，一次性买断25年的工龄，他和工厂的几百名职工一起下了岗。

　　戴泽峰：孩子考高中，一炮干进去1万5，属于自费。省重点，压上线了，多花点钱，能不去啊，老爸头十一没了，（剩下的钱）给他花了。

　　没有手艺，也没有积蓄，戴泽峰只能四处打打零工，工地，商场，家具城，他几乎什么出力的活都干过，没多久妻子也下岗回了家，没有收入，一家三口只能靠他每个月赚的一千多块钱。生活虽然拮据，但还能勉强维持，可没想到的是，2005年，他被查出得了肝病，不仅不能再挣钱养家，而且还欠了一堆外债。

　　戴泽峰：住了一个月院，花了1万多。老妈赞助点，小姨子赞助点，大伙凑。00：25：51治病老妈花了多少？那有几万。三四万有了。00：26：16原来那边还有个房子，都卖了，给我治病。没卖多少，10多万。

　　母亲把房子卖了，给他治病，还给他补交了一万七千元的养老保险。但随着职工工资平均水平的上涨，沈阳市接连对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进行了调整。到2009年后，他每个月的养老保险缴费涨到七八百，就再也交不上了。老戴说，到现在还欠着两万多，一直没交。妻子每月打工能挣800元钱，加上已经过了50岁，可以拿到每个月1500元的退休金，现在家里全靠妻子维持。

　　戴泽峰：现在我药钱，固定得一个月500多。这个和这个，这个医院有证，国家照顾，两盒药一百零点，这个药，一盒55，一天三遍，一盒吃四天，一个月八盒，四百四。

　　失去了劳动能力的老戴，只能在家里一边养病，一边干点简单的家务，骑自行车不能超过10分钟，走路最远也只能走上三五百米。母亲妈家离得的很近，每天去看看母亲成了老戴唯一的精神寄托。

　　戴泽峰母亲：因为他身体不好，我把一处楼房卖了。当妈的，含着眼泪，他不知道，看他也好，去也哭，回来也哭。到家也哭。为啥哭？他有病啊。

　　戴泽峰的母亲今年76岁，一个月的退休金1500元钱，为了省钱给戴泽峰治病和交养老金，她每天只吃饼子就咸菜。

　　戴泽峰母亲：这就是你的午饭？不炒菜？没炒菜，咸菜疙瘩，咸鸭蛋，吃饼子，就咸菜，天天这么吃？有时候整俩菜，一个茄子一个土豆，搁点酱。酱茄子。

　　为了省钱，冰箱也成了摆设，基本不用。尽管一个月生活费不　超过500元，可是，再怎么省吃俭用，提起戴泽峰欠着的养老保险金，两个人还是叹气。

　　戴泽峰：它这养老这事怎么办？你俩商量过吗，到时候再说吧。他还差好几年没交呢。还有五年呢。还有七年半，七年半也得几万。现在高，老涨。

　　戴泽峰母亲：就是赶着往前活吧，活哪天算哪天。

　　空着手来的老戴，走时老母亲给他拿了几块咸菜疙瘩，路过市场，老妈买了五个玉米，还要问儿子要不要拿两个，分开时，老母亲不放心，还远远地提醒老戴，要他按时吃药。

　　戴泽峰当年所采取的买断工龄方式，正式名称叫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在全国范围内，大约有超过700万职工都是在签署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后，放弃了国企的饭碗。如果说，他们当年的选择是为了国企改革承担了一部分代价，那么，今天的社会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来分担养老压力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话题。

　　沈阳的铁西区曾经是国内国有工业企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号称中国的鲁尔区。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的国有企业一度经营极度困难，国企职工大量分流下岗，铁西也一度成了国企困境的代名词。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当年下岗的职工很多步入了晚年。他们的日子过得如何？我们再去看看。

　　这里沈阳市铁西区的新华公园，每个周末这里都有很多老人来休闲。虽然当年林立的烟囱早已变成了一座座高楼，但下岗工人的生活却似乎没有多大改变。

　　下岗工人　55岁　养老金欠5年没交：靠打工一个月800多块钱，啥也没有，拣菜吃，吃菜都吃不起。出来打工1000来块钱，要不是在这锻炼（认识），人家不用你，都老了谁用你。

　　下岗工人　56岁　养老金欠4年没交：买菜买便宜菜，肉也不能老买，偶尔吃一回呗，经济条件，吃也吃不起。鸡蛋老人一天能吃上一个不？不一定，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那玩意能天天吃嘛，没那个经济条件。

　　这些下岗工人年龄大都在55岁上下，月收入1000多元，上有老下有小，大部分人的养老保险金都没交齐，等到60岁退休能领到固定的一份养老金成了他们的梦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2004年曾对沈阳、长春两市的近千名下岗职工进行过专项调查，她当时的调查显示，下岗职工平均年龄42岁，其中45至49岁所占比例最大，占30.1％，其次是40－44岁年龄段，占26.9％。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这些人再就业很困难，其实大多数人没法再就业，我研究报告里面他们再就业的困难，很多人因为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再就业，甚至他们的子女，学校毕业以后，都很难再就业都出现的，初次就业都出现了问题，你让这批人怎么再就业，

　　郭于华的调查显示，下岗失业人员中1年以上没找到工作的占74％，有78％的下岗职工未承担父母的赡养费用，同时有37.8％的下岗职工现在仍然靠父母的养老金提供部分生活资助。

　　郭于华：让他们通过再就业再购买市场化的养老保险，来保障，这是其实是一个很不现实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你其实一个，一个必须得有一个，承担这种责任的一个部门，那就是国家，来就是政府，就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生存保障。

　　对于这些和凌玉昌、戴泽峰有着同样境况的下岗职工们来说，眼下的延迟退休政策，他们绝大多数都难以接受。

　　下岗工人　55岁　养老金欠3年没交：就是100岁退休才好呢，为啥呢？人家房补啥都有，一年好几万，自己拿一半，人家去干啥，早餐，中餐，一个月的活一天干完。希望越晚退休越好。没工作的自己交，打工1100，1200，交七八百，剩几百了？延期俺们。再等十年，我上哪去，我现在找工作都费劲，谁要啊。

　　下岗工人 55岁　脑血栓病两年 养老保险欠两年：有个孩子哑巴，老伴离婚了。药钱，一个月2000多，能承受得了吗？花不起。特别困难。听说推迟的事？有影响？不交了，交不起。属实交不起。

　　下岗工人　62岁：国家怎么改革我们不反对，支持，因为改革需要探索，关键问题在哪里，沈阳重工业城市，企业倒闭，黄铺的，和减员增效过程中，下岗的，年龄都不大，我合计啥，推迟退休的年龄，是不是给他们保留在60岁，别再延长了，再延长就增加他们的生活负担了。

　　工人们说，沈阳这几年对他们交纳养老保险也采取了放宽年限、免除滞纳金等措施，但由于大家收入都较低，如果延迟退休，将对很多人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认为，在社会转型期，这部分群体承担了高昂的改革成本，面对新的改革，在具体措施出台时，要尽可能考虑他们的现实利益。　

　　郭于华：这种紊乱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而是因为制度化造成的紊乱，是你这个社会转型，你这种制度化的这种变革造成的紊乱，你就要，你就要有人来承担这个，承担这个，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他们自己，由他们自己完全承担。

　　虽然，在国企改革中，国家也实施了再就业工程，帮助下岗分流职工培训新的工作技能，寻找新的工作岗位。但这个人群中的4050人群，也就是40岁左右的女工和50岁左右的男工，转岗再就业确实十分困难。现在他们又到了该退休养老的年龄，国家怎么让这些负担了改革成本的人群不再继续承受不可承受之重呢？

　　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今年上半年，是否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引发广泛关注时，郑秉文明确提出，退休年龄必须延迟，这让他招致了很多非议。这些是各地寄给他的抗议信，但郑秉文现在还是坚持认为，延迟退休年龄是趋势。

　　郑秉文：因为人类的寿命预期在不断的提高，那么相对应来讲他的劳动时期和他的退休时期如果失衡太严重的话，将会导致这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要减少，

　　郑秉文说，从全球范围内来看，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后，许多国家都采取改革，延长退休年龄。德国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希腊法定退休年龄男65岁，女60岁，瑞典法定退休年龄61－70岁，英国计划在2016年4月到2018年11月期间，把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男女并轨。而从寿命预期看，西方男女平均寿命预期平均76岁，中国是73岁，仅差3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也认为，延迟退休是趋势。而像凌玉昌、戴泽峰他们这样，对延迟退休年龄无法接受，是因为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制度原因。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因为过去我们承诺了这些职工到了一定年龄就可以退休，然后退休以后就可以享受养老待遇，如果说我们就是简单的推迟了退休年龄，在其它方面没有补偿，确实是对这些人来说，不是很公平，他们反对我们也能够理解。

　　白重恩说，人们对延迟退休年龄反弹强烈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实中存在着退休制度的双轨制。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确定统筹结合的企业职工养老制度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却进展缓慢，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公务员已达10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00万人。事业单位正式职工3000多万。这说是说，大约有4000万人在职期间，不用交纳养老保险金，而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金却由财政划拨。白重恩认为，和延迟退休年龄相对应，除了推进养老制度加速并轨外，更关键的是要降低社保的缴费率。

　　白重恩：这样缴费率高，它带来两个不良的后果。一个后果就是当缴费率高了以后，人们就劳动的积极性就受到了影响，因为社保缴费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税，那么我去了劳动，我得来的报酬，我不能，我拿得比较少，有很大一部分交走了，不再是我的，那我的劳动积极性就会受影响。另一方面来说企业的，用劳动力的成本也增加了，所以这时候就会影响就业，

　　白重恩说，2010年，他曾经率课题组曾经做过研究，我国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种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从实际缴费来看，我国社保缴费比例在全世界都属于较高的，比我国更高的只有为数不多几个国家。　

　　白重恩：最近我们清华大学财政税收研究所的一个研究人员也做了一个研究，他发现如果社保缴费率过高，规避社保的这种行为也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降低缴费率它一方面可以促进就业，另一方面也会减少这种规避的行为，使得更多的人愿意积极的参与社保，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面，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都应该要降低社保缴费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也指出，除了降低社保缴费率，在推进退休年龄改革时，还应该有配套措施，激励人们能够延迟退休。

　　郑秉文：每延一年有一定的好处，可以多拿一些养老金，那么这样的话，对于生活困难的一部分群体，多一个选择，他也许愿意选择这样一个制度，身体好，我为了退休后的这种收入更体面一些，他愿意多干一年，多干两年甚至多干三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郑秉文说，在目前状况下，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但从总体来看，对减缓养老金减力意义不大。对于我国养老金缺口有多大，现在还没有准确答案，但2010年数据显示，目前全国32个统筹单位有15个当期收不抵支。2011年，我国个人账户共积累基金2703亿，但记账额已经超过25000亿。白重恩建议，应该加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也就是国企分红转移支付的力度，用于支持社会保障。

　　郑秉文说：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我们的上市公司的分红率只有18％，但是全世界比较大的国家，可比较的国家，50多个国家的平均分红率是27％，所以我们的分红率只有别人的三分之二，从这点讲，我们的分红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如果我们能把我们整体的企业的分红率能够提高到跟国际平均水平比较接近的那个程度，然后同时就是我们的母公司，它拿到了分红以后继续向财政部门来分红，然后财政部门把这钱用来补充社保，这样子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安排。

　　白重恩说，从研究来看看，国企分红投入社保不仅不会影响国有企业的发展，还会使得国企发展的效率更高，因为当国企要获得资金的时候，必须从资本市场上获得资金，就会受到相应的约束。　

　　郑秉文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如果这一步我们都做不到的话，那我们还能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先，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用这个来补充社保。至于够不够，那我们再去测算，但是我觉得它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问题。

　　延迟退休年龄改革还需整体推进

　　前不久《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正式公布，“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被写入纲要。如果我们从全球来看，延迟退休年龄确实是趋势，很多国家也先后进行了调整，但为什么在普通民众中，延迟退休年龄为什么会引发普遍反弹，究其原因，是退休制度还没能完全并轨，人们对养老金总体状况缺乏了解。延迟退休年龄改革如何能顺利进行，最根本的还是要有配套措施，全国老龄办相关负责人日前也指出，延迟退休年龄总的来讲是一个趋势，但将做具体分析，不会一刀切。希望相关部门在具体落实时，能真正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在随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中，我们将探讨如何为老年人打造更多的养老资产，有没有理想化的解决模式，怎样拿出更多的钱和政策，欢迎收看。明天的经济半小时，我们将继续关注养老，感谢收看，再见。

[经济半小时]明天我们如何养老（十）：何时退休(20120829)
主编：袁柏鑫　 记者：王娅莉 安静
（来源：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