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全球坐标来看，综合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我国农村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峻的地区之一。人口老龄化给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带来的机遇不容错过。应对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是简单地解决越来越多的农村老年人问题，必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框架内认识和把握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树立科学的应对观。要把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战略，以统筹城乡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为重中之重，从战略上作出安排。

　　⑴我国农村是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峻的地区之一。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综合人口老龄化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承受能力来看，我国属于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峻国家的行列，而我国农村将是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峻的地区之一。一是老年人口快速增长伴随少儿、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减少，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提前进入重度人口老龄化的平台期。从现在到2050年，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先增后减，将从目前的1.05亿增长到2030年前后1.19亿的峰值后回落到0.95亿左右；少儿人口将从目前的1.26亿减少到0.69亿，劳动年龄人口将从目前的4.43亿减少到1.8亿。2030年前后，农村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突破30％，比2050年全国整体进入重度人口老龄化平台期提前约20年，比城镇整体进入重度人口老龄化平台期提前约15年。二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承受人口老龄化的物质能力比较薄弱。按照老年抚养比计算，目前农村是4.22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个老人，到2050年前后将面临1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个老人的严峻形势。目前，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不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的三分之一，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根本扭转的情况下，农村经济发展承受人口老龄化的物质能力十分薄弱。三是社会发展严重落后，承受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准备很不充分。和城镇相比，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保障制度很不健全，保障水平比较低，老龄服务的制度安排基本处于空白，不仅保障当前1亿多老年人的生活存在很大压力，在应对未来严峻人口老龄化挑战上的准备十分不足。总之，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坐标和国际坐标来看，我国整体上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在我国农村，未富先老的矛盾更为突出，集中体现在：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承受快速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表明我国农村将是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峻的地区之一。

　　⑵农村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人口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前提。人口老龄化改变我国农村发展的主体结构，也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对未来农村发展乃至我国整体发展的影响都是史无前例的。一是深刻影响农业发展方式。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将不断向城镇转移。从现在到2050年，我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将从目前的4.43亿减少到约1.8亿，将转移2.63亿。在农业生产尚未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老弱病残搞农业，农业生产将受到深刻影响，甚至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这就迫切要求农业生产方式从以农户为经营主体依靠人力向主要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转变，但这种转变绝非易事，涉及留守农民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搞活、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等诸多方面。我国农业生产从目前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依靠“少量农民＋高科技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不仅十分困难，而且也不容操之过急。二是深刻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离开了人就无所谓社会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老年人口难以随子女迁移城镇，老人村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条件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现象更为突出，有些地方甚至陷入活力不再的严峻局面。青壮年大规模离开农村必然从根本上削减农村的发展活力。考虑到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大多是优秀劳动力，农村的发展活力问题更为堪忧，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格局。三是深刻影响农民生活。人口老龄化伴随高龄、失能和带病老年人的大幅增加，从现在到2050年，我国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从目前的1200万增长到2050年3800万，失能老年人将从目前的1775万增长到2366万。在家庭养老功能急剧弱化以及养老、医疗、照护等社会保障制度很难快速完善的情况下，这种状况不仅深刻影响老年人的生命质量，而且会进一步影响子女和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⑶农村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机遇不容错过。从未来我国农村发展来说，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机遇值得珍视。一是农村人口规模压力得到缓解。长期以来，农村人口数量规模巨大不仅是农村发展而且是国家整体发展的一个硬约束。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从总量上减少了农村人口，虽然带来了人口老龄化，但这是别无选择的代价，为农村发展创造了更好的人口条件。二是城镇人口老龄化压力得到缓解。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迁移城市，虽然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但城市人口老龄化得到缓解。目前，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东部一线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城市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或将突破中度人口老龄化水平，但如果算上外来人口，这些城市基本上属于轻度人口老龄化水平。例如，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上海市户籍人口老龄化已经达到23.4％，但加上外来人口，上海市常住人口老龄化水平则在20％以下。这是我们认识我国全国和城乡人口老龄化状况的重要真相。三是给土地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带来的机遇不可多得。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迁往城镇，如果能够实现老年人随子女迁往城镇，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将不断扩大，发展集约化现代农业有了土地保障。

　　⑷如何看待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绕不开“三农”问题。近些年来，“三农”问题（包括“新三农”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点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三农”问题作了现象层的描述研究：①农民真苦；②农村真穷；③农业真危险（李昌平）。二是对“三农”问题的根源作了理论分析：①“三农”问题的根源不在“三农”之内，而在“三农”之外；②一国两策，城乡分治；③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三是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对策性的思路：①解决农业问题要靠发展工业，靠工业化；②解决农村问题要靠发展城镇，靠城镇化；③解决农民问题要靠减少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从总体来说，目前的“三农”问题研究存在很多问题，研究还不深入,大多主要集中在“现象－问题－对策”的研究上，研究视野还没有上升为清晰的国家发展宏观理论，或者说缺少明晰的宏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框架。简言之，“是什么”的问题说清楚了，“为什么”的问题还不能说服人，“怎么办”的问题缺乏理论支持，在根本上如有的学者所说，缺乏顶层设计。本文认为，纵观近些年来的“三农”问题研究，最根本的是在“三农”之内和“三农”之外的平面关系上，没有上升到解决城乡矛盾这个中国诸多社会矛盾的终极矛盾之上，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框架来认识和把握“三农”问题（至于全球化的视野，这是现代化总体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采取这样的新的认识框架，许多问题就可以有新的认识。但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框架是什么？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好的解答（例如城镇化如何排兵布阵，相应的新农村建设如何统筹安排，中长期的规划是什么等），甚至在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上也还界定不清。本文认为，根据传统现代化理论传统，以及二元经济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是十个方面，即人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能源持续化、生态文明化、城镇化、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现代化等。既然“三农”问题的观察视角应当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框架，那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角度也应当创新并上升，即要跳出研究老龄问题的固定思维，跳出“三农”问题的研究视野，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框架的宏观视野来研究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

　　⑸深刻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动因。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成因是三个方面：一是现代化的推进导致人们生育观念转变，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加速改变了农民的生育行为，造成农村少儿人口不断减少；二是现代化的推进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方式、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导致死亡率快速下降，造成农村活到老年期的人口越来越多；三是现代化的推进导致青壮年农民及其子女涌向城市，造成农村老年人口比例相对增加。总体来说，现代化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动因，这是世界人口老龄化的一般规律。我国的特殊性在于农村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即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在农村地区尤为凸现。另一方面，农村人口老龄化深刻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带来了严峻挑战：一是改变了农村地区实现现代化的人口基础。30多年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优势将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而逐渐丧失，给农村发展的影响是直接的，并必然传递到城镇发展，对我国整体发展的影响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这就要求农村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作出战略性调整，并要求在我国整体现代化的大盘子中作出充分考虑。据测算，我国农村社会总抚养比在2007年就突破了50％，今后老年抚养比的急速上升将成为主导。二是现代化将负重运行。整体上看，由于总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我国现代化注定要负重运行，即既要努力现代化，又要承受养活规模庞大的老年人群，这是世界上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所没有经历的。但我国农村地区实现现代化所要承受的负担更为沉重。据测算，从现在到203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的主体在农村。相对于城镇经济来说，农村经济的承受力相对较弱。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社会保障实行先城镇后农村的发展战略，如果加快步伐，必须依靠城镇反哺农村，所需要的资金量不仅是惊人的，而且必然会对整体现代化产生深刻的挤占效应。三是给城镇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庞大青壮年人口及其子女迁移城市短期内减缓了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但在城镇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带来巨大压力的基础上，也给几十年后城镇带来更多的老年人口，使未来城镇地区实现现代化带来巨大负担。四是降低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可以不高，因为可以不断提高，但如果失去发展活力，即使暂时具有竞争优势，它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以青年人口大量迁出为特征的农村“空心化”的直接影响是农村，但给整体现代化的影响不会因为其间接性失去其深刻性。当然，农村人口老龄化给现代化也带来机遇，除减缓了农村人口规模压力、为土地规模经营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土地保障等外，为发展老龄产业提供了广阔空间等。但是，纵观国际人口老龄化历程，结合我国农村地区和国家的整体情况来看，着眼长远，农村人口老龄化给现代化建设带来的机遇越来越来少，挑战越来越多，整体上挑战大于机遇。

　　⑹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必须树立科学的应对观。人口老龄化是全局性问题，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全局性意义十分深刻，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不能就农村谈农村，必须明确树立科学的应对观。一是要深刻认识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把人口老龄化问题或者老龄问题等同于老年人问题，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心放在建立健全养老、医疗、照护等社会保障制度上，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少儿人口不断减少和老年人口不断增多，劳动年龄人口也呈总体下降趋势，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各年龄群体数量变化引起的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问题。同时，如果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心放在老年人问题上，不仅老年人问题解决不了，从根本上也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引起的诸多结构性问题。本质上来说，人口老龄化问题或者老龄问题不仅仅是人口问题、社会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当然从根本上来说是文化问题。二是要科学把握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本质。人口老龄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但过度人口老龄化必然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严重不对称，带来所谓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或者“老龄问题”。从西方发达国家分经验看，他们的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同步的，但同步并不意味着两者是协调的，现实表明，他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是十分严峻的。从未富先老的我国来看，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问题自然更为严峻。以上情况表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本质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用“发展方面的问题”和“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来描述这一本质在理论上存在误区，需要澄清，并予以扬弃。三是要正确把握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是保持发展活力。国际国内的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的本质影响是削弱发展活力，这里的发展活力是包括人口自身、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法律、制度等方方面面。可以肯定的是，过度人口老龄化对发展活力的影响是无需复杂的论证。现在需要明确的是，如何防止过度人口老龄化，并在适度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保持发展活力，这是应对农村以至总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四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必须全国一盘棋。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是全局性现象，本质上它是一个国家模型问题，因此，认识和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必须要有全国一盘棋的视野。另一方面，农村问题不仅仅是农村内部的问题，因此，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必须和城镇结合起来，放在全国一盘棋中统筹考虑。

　　⑺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是应对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总体战略。21世纪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不可逆转的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因此，应对农村以至总人口的老龄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战略的重要方面战略，也应当以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战略为指导，进行统筹考虑，作出战略安排。除了能源、生态问题外，需要把握好几点：一是在实现人的现代化上，确保人口自身发展的活力，防止城乡过度老龄化，实现总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无论是应对我国农村还是总人口的老龄化，都必须从全国一盘棋的视野，统筹考虑人口长远发展战略。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人口大国的我国来说，人口长远发展战略不能有作加减法的简单思维，而必须要有做函数的复杂思维，在此基础上完善我国人口基本国策。二是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以及新型工业化上，既要考虑农村劳动力减少的实际，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又要考虑农村劳动力普遍素质不高的状况，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向“少量农民＋高科技现代农业”模式转变，但在过渡期要考虑素质不高的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生活。三是在城镇化上，既要考虑缓解城镇人口老龄化，又要防止农村过度老龄化，重点搞好中小城镇建设，避免过度和过快城镇化。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城镇化不宜过快，否则会加剧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四是在市场化上，充分考虑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结构转变，引导市场发展适应新的消费结构的产业链。五是在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现代化上，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主体结构和社会管理对象结构的重大变迁，促进老龄社会条件下的农村民主政治和社会和谐。

　　⑻统筹城乡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战略。城乡矛盾是我国各种矛盾的最高矛盾，既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更是应对总人口老龄化的重中之重。解决城乡矛盾的根本战略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按照统筹城乡的要求，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中央的这一精神无疑是正确的，但关键在于如何在操作层面进行统筹？如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经过近些年的实践，在具体操作上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思路是什么？例如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除了要偿还历史上的剪刀差之外，反哺和支持的底线在哪里？恐怕盲目按照发达国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做法难以实现，因为我们的农业人口太多，反哺和支持可能是一个无底洞。二是统筹城乡的成本谁来承担？是城镇承担，还是农村、农民承担，或者是共同承担，那么，共担的机制是什么？如果主要让农民承担，这是不公正的；如果仅仅让城镇承担，农村发展便可能存在寄生发展的可能。三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不能理解为在农村复制城镇的做法。例如，不能简单按照城市社会保障的模式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四是如何防止新条件下的制度变形，避免农民受损等。这些问题不进一步搞清楚，要统筹城乡就难以真正落到实处，进而要统筹应对城乡人口老龄化也难以取得成效。本文认为，统筹城乡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一是完善顶层设计。统筹城乡是发展的方向，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是过程和结果，必须在战略层面搞好顶层设计，总体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两个轮子，但工业化才是更为根本的，只有发展工业的同时发展城镇化，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如果超越工业化而搞人为城镇化，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说穿了，仅仅让农民改变身份，而且失去土地保障的依赖，这违反现代化的规律。因此，统筹城乡，从顶层设计来说，最基本的就是要按照现代化规律办事，坚持新兴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简言之，统筹城乡不是城镇和农村同步发展，也不是简单地统筹安排好城镇怎么发展、农村怎么发展，而是工业消化农业，城镇消化农村。过去在战争年代，我们的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在建设年代，我们的战略只能是在新兴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城镇，最终消化农业和农村，实现发展现代农业和减少农民的目标。二是明确基本思路。解决三农问题，在前述消化战略基础上，根本还是要提高农业、农村、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而不仅仅是农民增收的问题。当然，反哺、支持以及政策倾斜是无疑的，但离开自我发展能力来谈反哺、支持以及政策倾斜，不仅解决不了无底洞的问题，关键是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三农问题。这就需要在不断消化农民数量的基础上，进行土地制度创新，为规模化经营提供土地保障。说到底，土地规模经营和减少农民规模是统筹城乡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的根。三是明确责任边界和共担机制。重点是明确统筹城乡成本的共担机制，核心是解决土地不断实现土地规模化和留下来的农民的各种问题。总之，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必须考虑到统筹城乡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大背景，而不能简单地仅仅考虑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照护等具体问题。

　　⑼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基本国策是解决农村老龄问题的必然选择。农村和城镇老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互动作用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现在我们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农村老龄问题，但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或者解决农村老龄问题不能按照城乡分治的老思路，必须开阔视野，转变观念，从战略上走出一条新路：一是要把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基本国策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二是要把统筹应对城乡人口老龄化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三是要实施城乡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防止城乡人口年龄结构过度老龄化。四是要通过转变城乡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保持城乡经济发展活力，降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五是要在大力推进新兴工业化的同时适度推进以中型城市为重点的城镇化，充分消化农民规模，缓解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压力；采取综合政策，通过土地制度创新和相关配套措施，保留农村有生劳动力，逐步通过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开展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努力提升农业、农村、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为最终实现“少量农民＋高科技现代农业”的目标奠定基础。六是努力完善城镇养老、医疗、照护等社会保障制度，为从进入城镇的农民提供相应保障，鼓励农村老年人随子女迁入城镇，提供相应政策支持，减少农村老年人规模庞大的压力。七是努力健全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留在农村的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把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有利于扩大土地规模经营结合起来。八是按照责任明确、边界清晰的原则，对三农实行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并对留在农村的老年人实行倾斜政策。

　　⑽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大课题，目前尚未真正破题。以上讨论仅仅是个人的初浅认识，目的是抛砖引玉，引发更加深入的思考，也求教于各方。

　　注：有关人口数据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2007年）测算。
        （作者系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政策研究部主任、经济学博士）

（来源：全国老龄办政策研究部）